11]。即使勉强收录的“可资考证”的著述，也挂一漏万，阙略颇多。如著录《宋高僧传》，而不著录《梁高僧传》、《续高僧传》，著录《开元释教录》，而不著录《出三藏记集》和《历代三宝记》。后世学者批评这种做法“犹之载《后汉书》而不载《史记》、《汉书》”，“载《唐书·经籍志》而不载《汉志》及《隋志》”[12]，确实切中要害。至于西方天主教，《总目》也指责其“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者哉”[13]！对明末清初传教士著译的有关介绍天主教义的著作，也大多摒弃未录。当然，对任何一种宗教的性质及其作用，都应该而且有必要进行分析，特别是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还有其复杂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绝不可等闲视之。但《总目》对这些“外学”、“外教”的攻击和排斥，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儒学正统地位，显示出其卫道者的真实面目。
与尊崇儒学相辅相成的，是《总目》对封建伦理观念的大力提倡和表彰。儒家的纲常名教，是儒学的核心和基础，历来被封建阶级奉为维护社会秩序，加强专制统治的法宝。在清统治者看来，“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14]因此，尽管乾隆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处在一个相对稳定并有所发展的阶段，但统治者仍然大力扶植封建纲常名教，以防患于未然，确保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总目》编纂者秉承统治者的意旨，在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方面花费了相当多的笔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统治者为表彰忠义，在全国范围内对明代“死不忘君，无惭臣节”的忠臣义士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普查、赐谥活动，“凡立身始末卓然可传，而又取义成仁， 搘拄名教者，各予专谥，共三十三人。若生平无大表见，而慷慨致命，矢死靡他者，汇为通谥：其较著者曰忠烈，共一百二十四人；曰忠节，共一百二十二人。其次曰烈愍，共三百七十七人；曰节愍，共八百八十二人。至于微官末秩，诸生韦布，及山樵市隐，名姓无征，不能一一议谥者，并祀于所在忠义祠，共二千二百四十九人”。与此同时，还将所有赐谥人名汇成一编，题为《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收入《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者即在此书提要中，一方面称颂这些明臣“毅魄英魂，自足千古”，一方面竭力吹捧清统治者表彰前代忠臣之举，认为“自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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