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嬗之际，其致身故国者，每多蒙以恶名”，“其间即有追加褒赠，如唐太宗之于尧君素，宋太祖之于韩通，亦不过偶及一二人而止。诚自书契以来，未有天地为心，浑融彼我，阐明风教，培植彝伦，不以异代而歧视，如我皇上者”。[15]其他如将关羽的谥号改称“忠义”，以崇奖忠义，风励臣节，删除宋穆修《穆参军集》中歌颂曹操的篇目，斥其“奖篡助逆，可谓大乖于名教”[16]，这些极力凸显“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的做法[17]，也都表现了《总目》编纂者大力维护儒学正统观念的孤诣苦心。
但是，置身于学术文化总结集成的历史时期，《总目》在坚持儒学正统观念的前提下，也表现出一种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主张“阐明学术，各撷所长；品骘文章，不名一格。兼收并蓄，如渤澥之纳众流”[18]，力图做到“协于《全书》之名”[19]。因此，《总目》对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专门领域大体能够兼容并包，从而基本囊括了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也系统反映了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体面貌。这种包容与兼收，显示了18世纪学术文化所特有的总结过去、清理传统的宏大气象，是值得充分重视的。
2、倡导经世主张
经世，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传统儒学所特有的一种价值取向。《总目》承袭这一基本精神，大力倡导经世主张，表现出明显的“务切实用”的价值指向。在《总目》看来，儒家经典的重要价值之一，就在于它的经世性，如“《诗》之教，理性情，明劝戒”，“《春秋》之教，存天理，明王政”[20]，即便是其道广大、无所不包的《易经》，其大旨亦在“即阴阳往来刚柔进退，明治乱之倚伏、君子小人之消长，以示人事之宜，于帝王之学，最为切要”[21]。由此出发，《总目》明确提出：“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凡不可见诸实事者，皆属卮言。”以此衡之，《总目》特别注意阐发典籍所包含的经世意蕴和实用价值，“庶读者知致远经方，务求为有用之学。”[22]如北宋司马光《温公易说》一书，虽篇帙未完，“解义多阙”，但其书“意在深辟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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