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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的经学观与清中叶的学术思想走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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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9:02: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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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渺之说，故于古今事物之情状，无不贯彻疏通，推阐深至”。《总目》编纂者认为，其“有德之言，要如布帛菽粟之切于日用”，所以专从《永乐大典》中辑入《四库全书》，以使学者“知名贤著述，其精义所在，有不终泯没于来世者矣”[23]。又明末黄道周所著《月令明义》等五书，本“借以纳谏，意原不主于解经”[24]。但《总目》编纂者既嘉其立身正直，大节凛然，又推崇其书“议论正大，发挥深切，往往有关于世教”[25]，因而不仅将其列入经部《礼》类经解著述之中，还特别加以说明：“苟其切于实用，则亦不失圣人垂教之心。故虽非解经之正轨，而不能不列之经部焉。”[26]他如唐代杜佑《通典》，凡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意在“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总目》高度评价其书“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27]。诸如此类，随处可见，明白无误地传达出《总目》对“有裨世务”的经世精神的推崇。并且，这种强调经世实学的价值取向，也反映在《总目》对诸子百家书籍的分类排列以及重视的程度上。《总目》编纂者认为：“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为部分者，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面对种类繁多，包罗宏富的子部书籍，《总目》着眼于经世致用的角度，进行了分类排列：“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28]所以《总目》把它们顺序排在前面，而把那些与国计民生无直接效用的其余各家，依次列在后面。特别是其中的“农家、医家，旧史多退之于末简”，而《总目》“独以农家居四，而其五为医家”，就是因为“农者民命之所关，医虽一技，亦民命之所关，故升诸他艺术上也”[29]。总之，《总目》始终主张：“儒者之学，明体达用，道德事业，本无二源。歧而两之，殊为偏见。”[30]这种强调经世实学的价值取向，真切地反映了封建盛世时期一代知识精英以社会现实和国计民生为重的积极向上的文化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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