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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的经学观与清中叶的学术思想走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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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9:02: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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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在批评理学空言误国，不切实际之外，《总目》更多地从解经方法论的角度，揭露理学空疏措大，舍传求经的弊病。本来，宋儒说经，注重义理，长于哲学思辨。但这种解经方法本身易流于空疏玄虚，甚而删经、改经以就己说。如关于《易经》的研究，《总目》认为，“盈虚消息，理之自然也。理不可见，圣人即数以观之，而因立象以著之”。“至于互体变爻，错综贯串，《易》之数无不尽，《易》之理无不通，《易》之象无不该矣。左氏所载即古占法，其条理可覆按也。故象也者，理之当然也，进退存亡所由决也；数也者，理之所以然也，吉凶悔吝所由生也。圣人因卜筮以示教，如是焉止矣”。而“宋人以数言《易》，已不甚近于人事，又务欲究数之所以然，于是由画卦推奇偶，由奇偶推《河图》、《洛书》，由《河图》、《洛书》演为黑白方圆，纵横顺逆，至于汗漫而不可纪。曰：此作《易》之本也”。《总目》批评说：“圣人垂训，实教人用《易》，非教人作《易》。今不谈其所以用，而但谈其所以作，是《易》之一经，非千万世遵为法戒之书，而一二人密传玄妙之书矣。经者常也，曾是而可为常道乎？”[37]又如关于经传之间的关系，《总目》坚持认为，解经不能离传，尤其不能全弃史实事迹，凭空臆说。而宋儒往往舍传求经，结果是其说愈繁，离经书旨意愈远。对此，《总目》以《春秋》、《左传》为例，尖锐指责了宋儒舍传求经的弊端：“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儒者好为大言，动曰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38]对宋儒任意删经、改经的做法，《总目》也多次予以严厉抨击。如理学家说《诗》“务绳以理”[39]，凡有认为不合于其“理”之处，即加删削。王柏所著《诗疑》，即悍然删《诗》达三十二篇之多。对“此自有六籍以来第一怪变之事”，《总目》编纂者忍无可忍，愤然直斥“柏何人斯，敢奋笔而进退孔子哉”[40]！当然，《总目》对宋儒说经之弊，更多的还是冷静的理性分析。在比较了汉学、宋学两家说经的差异之后，《总目》明确指出：“汉儒说经以师传，师所不言，则一字不敢更。宋儒说经以理断，理有可据，则六经亦可改。然守师传者其弊不过失之拘，凭理断者其弊或至于横决而不可制。王柏诸人点窜《尚书》，删削二《南》，悍然欲出孔子上，其所由来者渐矣。”[41]应当说，这一分析是颇中肯綮的。
在批评宋学的同时，《总目》对汉学采取了明显的褒扬态度，推崇汉学的征实，把“考证精核”奉为正宗。在它看来，“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42]因而，《总目》对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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