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经典是封建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经典的研究，亦即经学，也相应成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学术，构成封建文化的主体。历代封建知识分子，根据不同时期统治阶级的需要，在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中，不断予以新的解释，阐发新的涵义，经学本身也因此而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各有其长处，也各具其弊端。《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以睿智的眼光，鸟瞰流泻二千余年的经学长河，精辟地概括出其发展变化的大致轮廓：“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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