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1]可以说，这既是对经学发展变化历史的高度概括，又是对经学各派得失利弊的中肯批评。而“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的总结，则透过纷然杂陈的学派，汉牛充栋的经说，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两千余年经学流变的主要脉络。当然，《总目》对经学派别的划分和总结并非无可商榷之处，后世学者就多有修正和补充，或提出三派说，或主张四派说。[2]但就其本质而言，人类认知的基本方式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类型：或重经验，主张就事论事，强调征实有据；或崇思辨，强调感悟发挥，注重建立理论体系。由此观之，《总目》关于汉、宋学派的划分，是基本符合人类认知的普遍规律的。
在比较准确地把握每一时代学术思潮的特点，揭示经学自身逻辑发展和变化规律的基础上，《总目》通过对历代书籍的进退取舍，分类编次，以及钩玄提要，议论评介等方式，鲜明地表达出了自己的经学观点。
1、坚持儒学正统观念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便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尊奉的正统学术。《总目》同样“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以儒家的圣经贤传为准则，不仅在书籍的分类排列方式上承袭历代目录著作的做法，把儒家经典列于卷首，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在书籍的别择取舍方面，独于经部书籍“甄录最宽”，其他各部则严于去取。至于经部与其他各部书籍的关系，也被视为源与流、干与枝的主从、支配关系。如果说，史部书籍因其具有“资治”作用还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那么，“自六经以外立说”的子书，以及数量庞大、流别繁杂的集部书籍，则皆被视为“杂学”，不过存之以为“鉴戒”，或者姑备一格而已。所谓“圣朝编录遗文，以阐圣学、明王道者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也”[3]。特别是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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