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毫不隐讳地宣称：“今所采录，惟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4]东汉王充“内伤时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虚伪，故发愤著书”，所著《论衡》敢于针砭时弊，表现了作者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的个性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总目》虽然不能不承认其书“订讹砭俗，中理者多”，但却指责“其言多激，《刺孟》、《问孔》二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悖矣”[5]，并因此将该书贬入杂家一类。明末李贽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思想，所著《藏书》等著述坚决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说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正统儒学的轨道。《总目》对此深恶痛绝，攻击其人“为小人无忌惮之尤”[6]，其著述“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藏书》更是“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指斥“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只因“至今乡曲陋儒，震其虚名，犹有尊信不疑者。如置之不论，恐好异者转矜创获，贻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7]。对其他掺杂有非儒学思想的著作，《总目》也大多斥入杂家，横加苛责。如谓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中“归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当时好佛之习”[8]；批评宋崔敦礼《刍言》“首卷以道德仁义分析差等，中又以诸经传注为蠹道之书，其旨颇杂于黄老，未为粹然儒者之言”[9]；指责明罗汝芳《一贯编》“持论洸洋恣肆，纯涉禅宗，并失守仁之本旨”，并引明末杨时乔之语，斥其“假圣贤仁义心性之言，倡为见性成佛之教，谓吾学直截，不假修为。于是以传注为支离，以经书为糟粕，以躬行实践为迂腐，以纲纪法度为桎梏，逾闲荡检，反道乱德，莫此为甚”。甚而明末之所以“世道人心日加佻薄，相率而趋于乱亡”[10]，其因亦在于此。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直接表现出《总目》编纂者竭力维护儒学正统地位的思想宗旨。

    在大肆贬低儒学内部异端思想的同时，《总目》对佛、道、天主教之类的著述，也采取了极为轻蔑的排斥态度。在《总目》编纂者看来，佛、道及天主教之类，皆属“外学”、“外教”，其论有悖儒学正统，理当在摒弃之列。因此，对释道著述，仅“择其可资考证者；其经忏章咒，并凛遵谕旨，一字不收；宋人朱表青词，亦概从删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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