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准确地把握两千年来经学流变主要脉络的基础上，面对宗旨迥别，学风各异的汉学、宋学两大学术派别，《总目》承继明末清初以来学术界崇实黜虚的潮流，鲜明地表现出尊崇汉学，批评宋学的思想倾向和学术特征。

    《总目》首先着眼于经世这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批评宋学的空疏无用，不切人事。《总目》认为，宋明理学“崇王道，贱霸功”，热衷心性空谈，讲求内省自修，“一切国计民生，皆视为末务”[31]，结果是“务彼虚名，受其实祸”[32]，最终误国误民。对此，《总目》在诸多书籍的提要中都有所阐发。如对宋儒热衷的理气、心性、太极诸说，《总目》抨击说：“宋儒因性而言理气，因理气而言天，因天而言及天之先，辗转相推，而太极、无极之辨生焉。朱、陆之说既已连篇累牍，衍朱、陆之说者又复充栋汗牛。夫性善性恶，关乎民彝天理，此不得不辨者也。若夫言太极不言无极，于阳变阴合之妙，修吉悖凶之理，未有害也。言太极兼言无极，于阳变阴合之妙，修吉悖凶之理，亦未有害也。顾舍人事而争天，又舍共睹共闻而争耳目不及之天，其所争者毫无与人事之得失，而曰吾以卫道。学问之醇疵，心术人品之邪正，天下国家之治乱，果系于此二字乎？”[33]对宋明时期理学家空谈议论造成的危害，《总目》更是毫不留情地予以严厉指责：“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于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34]特别是明中叶以后，“风气渐移，朝论所趋，大致乃与南宋等。故二百余年之中，士大夫所敷陈者，君子置国政而论君心，一札动至千万言，有如策论之体；小人舍公事而争私党，一事或至数十疏，全为讦讼之词。迨其末流，弥增诡薄，非惟小人牟利，即君子亦不过争名。台谏哄于朝，道学哗于野。……盖宋人之弊，犹不过议论多而成功少，明人之弊，则直以议论亡国而已矣。”[35]据此，《总目》总结说：“儒者明体达用，当务潜修；致远通方，当求实济。徒博卫道之名，聚徒讲学，未有不水火交争，流毒及于宗社者。”[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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