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戴氏义理的颇多诋议，指出：“而理义固先生晚年极精之诣，非造其境者，亦无由知其是非也。其书具在，俟诸后人之定论云尔。”4焦循更是戴氏义理学的信奉者，焦循曾作《申戴》及《读书三十二赞》诸篇，以明心志。史载，钱大昕作《戴先生震传》，盛赞其“考证通悟”5之功，而于戴氏义理著作，则未为称许，焦循于此颇有微词，他说：“如戴震之学，钱氏详矣。然其生平所得，尤在《孟子字义》一书，所以发明理道情性之训，分析圣贤老释之界，至精极妙，钱氏略举之，尚未详著之也。”6足见，焦氏对戴震义理学的崇奉之情。当然，凌、焦二人虽服膺戴氏义理之学，但并不盲从，焦氏曾指出戴氏义理之不足。他说：“循尝善东原戴氏作《孟子字义考证》，于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明之如天日，而惜其于孔子一贯仁恕之说，未及畅发。”7凌廷堪则不满戴氏批判宋人援佛入释不彻底，所谓“又吾郡戴氏，著书专斥洛闽，而开卷先辨‘理’字，又借‘体’‘用’二字以论小学，犹若明若昧，陷于阱擭而不能出也。”8进而，凌、焦、阮三人对戴氏义理学进了修正，他们从两个层面上进行：
一方面，他们提出了“以礼代理”的思想。凌廷堪不满戴氏批判宋学不彻底，他直指“宋儒之理义乃禅学”9，并以“开门揖盗，反藉揖者而驱除之。”10讥戴氏。他系统提出了自己的“礼”学思想，作《礼经释例》、《复礼》三篇，前者研究古例通例，后者阐发提倡礼治的思想。凌氏首倡“以礼代理”之论，在学界产生极大之影响，社会上乃出现一崇礼思潮。焦循、阮元等人乃与之后先相倡，阮元有云：“朱子……晚年讲礼，尤耐繁难，诚有见乎理必出于礼也。……故理必附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此可彼之邪说起矣。”1阮元此论以理附礼的思想，无疑是受到凌廷堪的影响的。焦循也阐述了以“以情契情，舍理言礼，舍理言让，及辨析礼、理之异”2为核心的礼学思想。阮、焦二氏与廷堪作同调之鸣，颇开当时学界礼、理之论辩的先河。此戴氏义理学修正之一路。
二方面，由焦循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由数学求数理进而求哲学的思
<< 上一页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