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这是焦循在继承皖学梅文鼎、江永、戴震等人精研历算之学以求得事物之“通例”、“通证”的传统下，在“经言外衣下”建构起的自己的哲学体系。外庐先生早就作出了“戴派的哲学思想是和戴派的数学研究有关系的”3论断。焦循的哲学走的正是由数学求数理进而求哲学的根本问题的路径，他的“名起于立法之后，理存于立法之先”，可用以概括他的哲学观点。由此，他使“易”学成为一种学问体系，以数学求“易”学，并用“易”学形成哲学体系，这种体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均衡论”4，其用于治学方法上则体现为“通贯”之精神。他的主要义理作品如《易通释》、《论语通释》等书都贯彻了这种精神。职此之故，我们可称焦氏之哲学为“通贯”之哲学。其在学术上之表现，就在于融会众说，兼容并蓄，不偏主一家之言。阮元在论焦氏之治数学时指出：“我国家……为学之士，甄明度数，洞晓几何者，后先辈出，……而知夫中之与西，枝条虽分，而本干则一也。……里堂会通两家之长，不主一偏之见。”5此为焦循以“通贯”之精神治历算学之明证。其论汉宋关系则云：“学者言经学则崇汉，言刻本则贵宋。予谓汉学不必不非，宋板不必不误。”6换言之，他主张学无论汉宋，兼不可专崇，而当折中于传统而后定其是非。此为焦氏以“通贯”之研几汉宋学之明证。
焦氏而外，阮元也是此一时期以“通贯”之精神治学者，主张学兼汉宋，他说：“是故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7此戴氏义理学修正之又一路。
（3）、古文学向今文学转向一派
该派以孔广森为代表，孔广森，山东曲阜人，因其叔父与戴震为姻亲，乃从戴氏游，“因得尽传其学，经史训故，沈览妙解，兼及六书九数，靡不贯通。”8所长在《公羊春秋》，成《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序》一卷，广森此书发明《公羊》“三科九旨”之论，在清代今文经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时人
<< 上一页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