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言论后，批评道：“此数端皆出专门绝业，古今寥寥不数人身，犹复此纠彼讼，未能一定，将遂古今无诵五经之人，岂不诬乎？”[2]章氏而后，嘉道之时的学界更为深切批判皖学流弊，以为它是“考证于不必考之地”，结果是“学术衰而人才坏”3。此些言论皆深中皖学之弊。我们说，皖派学术在清初的初创及乾隆中叶以后的形成发展，并保持蓬勃生机，乃是由于提倡经世之学，坚持走音韵、训诂以通义理的治学宗旨。但其传衍至道、咸以降，学派中人日渐抽剥了其中的“义理”色彩，他们孜孜矻矻于研讨小学、音韵之学，所谓“通经服古”全然代替讲求“经世致用”及“义理”的追求，此为学派易帜之一端。
（2）、学派内部的分裂
此处的“分裂”，准确地说，是指皖学阵营中人对学派最具生命力的以“义理”为精髓的哲学思想不能继承发扬光大的行为。皖派学术至戴震入都，学派得以最后形成，并获得长足发展。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学派，皖派学术最具有价值的乃在“义理”一路，但戴氏义理之学，生前未获学界之普遍认可，生后亦未获有力的继承。
戴震生前，曾对其高足弟子段玉裁说：“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又云：“仆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所以正人心也”。4足见，戴氏生前引以自许的乃是讲求“义理”之学。然而遗憾的是，戴氏生前他的“义理”学未获认同，反招非议与攻诋。其殁后，乡后学洪榜为作《行状》，欲过录他逝前一月所作之系统阐述其“义理”思想的《答彭进士允初书》，戴氏密友朱筠则说：“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此”。5面对戴氏“义理”之学所受之不公待遇，戴门弟子即遍是声名显赫若段玉裁辈亦未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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