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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皖二派“蹊径各异”，非其“所能拘囿”的学者，如治经学的顾栋高，治史学的全祖望，治子学的汪中辈。其二，“吴皖分野之说，注意到惠戴为学的差异，却忽略了其间的根本共性，所以这样的归纳就未尽合乎历史实际了。吴皖分野说，则无形中掩盖了学术演进的历史轨迹。”3由上可见，陈氏关于乾嘉学派分野认识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他肯定了乾嘉学派中吴皖分野的存在。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了吴皖分野的不足。应当说，陈氏此论颇有见地，但不尽善。颇有见地处乃在指出：吴皖二派“不能概括整个乾嘉学派。”实际的情形的确如此，乾嘉时期一些学者如顾栋高、全祖望确实不可归入吴皖二派中。说其不尽善，乃在其立论之依据颇值得商榷，其理论依据之一为：无论是从治学领域还是从学者地理分布看，都有一些学者乃至学术群体不属吴皖二派。4我们认为，他从地理分布角度区分学者是否属吴皖二派，就未免犯了曲解章、刘、梁等人关于吴皖分野的看法了。遍检章、刘、梁三氏之论，可知他们从没有以吴皖二派之学者就纯为吴皖两地之人的言论，相反，他们或云：“（戴震）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5，或云：“徽歙之士或游其门，或私淑其学”，“及戴氏施教燕京，而其学盖远被，声音训诂之学传于金坛段玉裁，而高邮王念孙所得尤精，典章制度之学传于兴化任大椿。”6由上可见在章、刘等的著作中，他们归之为皖派朴学阵营中的学者除安徽人外，尚有其它等地人（如江苏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兴化任大椿）。再者，他们也没有明确地指出吴皖两派分野地依据在治学领域，据笔者的考察，在他们提出吴皖分野之初，多是从治学态度、治学方法的区别入手，直到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徽学”精三礼，惠氏通《易》来区分两家，方为近代学术史上，旗帜鲜明的从治学领域角度区分两者畛域。其立论依据之二，乃是以为吴皖分野“注意到了惠戴学的差异，却忽略了其间的根本共性”，故而主张以整个乾嘉学派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研究“其形成、鼎盛直至衰微的过程。”7但我们说，这种以依托于乾嘉学术的研究取代独立的皖派朴学的研究，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以皖派朴学作为乾嘉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发展阶段的前提下，始终在“大环境（乾嘉学术）”中去考察“小背景（皖派朴学）”。客观上有助于理清整个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学术的整体发展脉络，这是应当肯定的。当其不足也是明显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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