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氏而外，余如郑珍的“重农”思想，陈玉树的教育思想、民权思想，皆是此期皖派朴学返求经世的明证。陈玉树慨士习之颓坏，著《教育刍言》三卷；叹民气之嚣张，著《民权释惑》二卷，系统阐述了他的教育及民权思想。4

其二，子学复兴。此为易帜期皖学分流又一途，以汪士铎、陈澧为代表。

汪士铎（1814-1889），初名巽，字振庵，梅村，号梅翁。从绩溪胡培翚游，与杨大堉同精三礼，时号“汪杨”。他重视对诸子学的研究。同治元年（1862年），他在与朋友的谈话中，就彼时治儒学者不屑谈管仲、商鞅、申不害、韩非、孙武、吴起之术的弊陋流露出不满，认为这些知识“百世不能废，儒者亦阴用其术，而阳斥其人尔。”5他十分推崇诸子学，说：“立太公、周公、孔子于上，而以韩（非）、申（不害）、商（鞅），又辅以白起、王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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