骏的晚年之作，但其之留心于《礼记》，则在早年即已发其端绪。杭世骏尝自道早年从其师沈似裴先生受经学经历曰：“余舞勺之年，始从吾师似裴沈先生受经。先生端居静学，不鹜泛涉，句读之轻重，音释之谛审，偏旁之清划，剖微茫而析疑似，以为小学之能事也。长而合之义疏，无一龃龉，而后知吾师经术之醇也。迨及成童，倍文如瓶泻水，默字如棋覆局。五日之中，四日读经，一日授以今时文。岁月不荒，老而循理旧业，搓枒胸臆，而不可磨灭，而后知吾师教术之深也。”[28]又曰：“余成童后，始从先师沈似裴先生受《礼经》，知有陈澔，不知有卫湜也。”[29]此可见杭世骏之为学门径，且其于《礼记》之入手，一如科举遵循程式，始于陈澔之《礼记集说》。十年后，杭世骏得交郑太史筠谷（即郑江，郑氏本姓钱——引者注），郑氏“赠以卫氏《集说》，穷日夜观之，采葺虽广，大约章句训诂之学为多”[30]。由此，杭世骏得以初涉卫氏之学。
及至杭世骏入“三礼馆”纂修《礼记义疏》，其对《礼记》之倾心及见解，得以有机会展现出来。与此同时，他还从馆中同仁得到不少教益，并将“与同馆诸公往复商榷”的意见，“存其说于箧衍”。“三礼馆”的被罢职，虽说对杭世骏带来不小的打击，但他并没因此就放弃对《礼记》的探讨，而是更为深入、全面地对《礼记》作了探讨。当其执教粤秀书院时，更与从学诸生质疑辩难，相互发明，且录为《质疑》一编，后将其附于所撰《续礼记集说》各条之末。到了晚年，虽然“旧雨零落”，不无凄凉，但杭世骏依然孜孜于“杜门著书”，虽“祕不示人”[31]，却已裒然成帙。
杭世骏之纂辑《续礼记集说》，其整体思路和做法，一则延续了《礼记义疏》的取向，但更为主要的是承继和张扬了宋卫湜《礼记集说》的撰作宗旨。[32]其表现为：
第一，宗主郑、孔，务求其是。按卫氏衡评郑注、孔疏曰：“郑氏注虽间有拘泥，而简严该贯，非后学可及。孔氏正义，以一时崇尚谶纬，多所采录，然记载详实，未易轻议。……今仍以孔氏冠其首，他说有可采，而姓氏幸不为孔氏所去者，具载于下。”[33]又《礼记义疏?凡例》称：“说礼诸家，或专尚郑、孔，或喜自立说，而好排注疏，纷纷聚讼。兹各虚心体究，无所专适，惟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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