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由其学邃也。诸经讹误之处,浩如烟海,余特举其难读者,而赵、钱无一言及之,
是二人未读经也。[45]
虽说以上见解乃杭世骏“三礼馆”诸友好所发,但由此亦可见杭世骏对《仪礼》考订的关注,以及对这些见解的认同。正是基于以上对《仪礼》的思考和关注,杭世骏在纂辑《续礼记集说》时,方能以贯通《三礼》的视野来加以探究,此亦杭氏研礼之一特色。
杭世骏所纂辑的《续礼记集说》,虽因其“自谓未经论定,祕不示人者,则采录所未到,均有俟诸异日”[46]而不广为人知,但其苦心经营,在客观上却已由《礼记义疏》以及“三礼馆”友好、粤秀书院的弟子们吸纳、流传。也许杭氏之书还很不完善,某些识断抑或有舛误,虽不如乾嘉盛时研礼者之精之深,又不如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之后来居上,然平情而论,《续礼记集说》搜采之博、卷帙之富、用力之勤、存心之苦,实皆有可称道之处。若论有清一代《礼记》学之演进,杭氏之书是应占一席之地的。
尽管《续礼记集说》在当时并没受到多大的重视,然其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并逐渐为学人所关注。众所周知,清儒姚际恒曾著有《九经通论》,然惜其亡佚大半,考究无由。庆幸的是,杭世骏所纂辑的《续礼记集说》中,竟存有姚氏《礼记通论》佚文五十余万字,[47]实乃不幸中之万幸。为使姚氏著作再现,1978年9月,顾颉刚先生发愿编纂《姚际恒遗书汇辑》,并草拟《工作规划》。其中谈到《礼记通论》,顾先生指出:“杭世骏《续礼记集说》中,辑录(中)比较完全,可从抄出。”随后,顾先生即委托他人从事辑录工作。[48]虽然此项工作的进度因顾先生的去世受到影响,但令人欣喜的是,它并没中断,据说目前正在进行中。无独有偶,台湾的简启桢先生亦有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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