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而别具新义者，辑录於编。故征引虽五十余家，而著录者无多焉”；“国朝万氏斯大字充宗鄞人著《学礼质疑》、……吴氏颖芳字西林仁和人研求乐律著《吹豳录》中有讲解《礼运》《乐记》诸条。已上诸家有全书备录者，犹卫氏之于严陵方氏、庐陵胡氏之例也，其余多从节取。有与先儒复者，概从删削；有别出新义者，虽稍未醇，亦存备一解。”[37]此可见杭氏不仅能承继卫氏之绪，亦且能阐卫氏之所未备，其自称能“仍卫例”，并非虚言[38]。
第四，重视时论，择善而从。按卫氏所征引144家，其中宋代学者占到90%以上，此可见卫氏对时人之论的重视。杭世骏所征引的217家，清代学者为46家，除去卫氏之前所不及与其身后所不及见，这一比例也是相当大的。在《续礼记集说?姓氏》中，杭世骏详细列举了自万斯大以来的礼学名家或涉及礼学者，[39]基本上含括了清初的《礼记》学成果。在这些人中，杭世骏受姚际恒、朱轼、姜兆锡、任启运等人的影响为多。杭世骏自谓：“国朝文教覃敷，安溪（指李光地——引者注）、高安（指朱轼——引者注）两元老，潜心《三礼》，高安尤为杰出。《纂言》中所附解者，非草庐所能颉頏。馆中同事编孴者，丹阳姜孝廉上均（指姜兆锡——引者注）、宜兴任宗丞启运、仁和吴通守廷华，皆有撰述，悉取而备录之，贤于胜国诸儒远矣。”[40]吴廷燮亦称：“案杭氏是书，采辑自汉至清共二百余家，析为四类，皆以不雷同旧说，及发明新义者为主。清儒以姚氏际恒、姜兆锡、方苞、任启运为多。”[41]
第五，详列名氏，不施论断。卫氏所列姓氏，有世次，有姓名、字号，并于重要者之师承以及著作，记载卷数、篇次、著作大旨。《礼记义疏》则列有世次，及姓名、字号。杭氏所列，基本上遵循卫氏之例，且对诸家研究重点加以标举（详见《续礼记集说?姓氏》）。不仅如此，卫氏、杭氏还于正文中列出诸人姓氏。此一不攘人善、虚怀谨严的做法，彰显出其能遵循学术规范，亦且体现出其为学风气，较之《礼记义疏》“至本朝儒家，专训戴经外，或注他经，或在别说，义有当引，咸采择以入案中，不另标姓氏”[42]，是值得称道的。又卫氏著书，其意在吸纳众长，不妄加标新立异，不主张訾议前贤，而寓己见于所列诸论中。杭世骏承继了卫氏此一做法，亦主张“不施论断”，并一再表明遵循卫氏之例（详见《续礼记集说》《自序》、《姓氏》）。所谓“不施论断”，并非作者没有一定之见，而是将己见体现于所择诸儒之论断中，有所取，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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