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没有什么限制，“但自入群后，而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互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严复的意思很清楚，不能将个人自由与社会群体对立起来，不能因个人自由损害群体，破坏社会，而是建立在社会的责任心之上。梁启超的见解，与严复大致相同。梁启超也认为自由并不意味着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限制，不服从法律、公德，侵害他人自由的自由是假自由，真自由是“人人自由，而不以侵人之自由为界”。自由有野蛮自由和文明自由的区别，前者是伪自由，后者才是真自由。他在论述个人自由和群体自由的关系时，指出“群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即群体的自由是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然而个人自由又不能离开群体的自由、不能侵害群体的自由，“使滥用其自由，而侵他人之自由焉，而侵团体之自由焉，则其群固已不克自立，而将为他群之奴隶，夫复何自由之能几也？”梁启超进而提出，“身与群校，群大身小”。他认为“爱己”、“利己”、“乐己”，都是个人应有的自由，是无可非议的，但不应当“汲汲务爱己”、“孳孳务利己”、“是是务乐己”，一切都“为一私人计”。而且“当其二者不兼之际，往往不爱己、不利己、不乐己，以达其爱群、利群、乐群之实”[8]。严复、梁启超等人的自由观显然是受穆勒思想的影响，吸收了《论自由》中的精神；同时，也是继承发扬了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舍己为人”等优秀遗产，是对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寻找真理时，并没有盲目地蔑视、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对西方文化也好，对传统文化也好，都是经过认真、审慎的态度来加以抉择，是负责任的。他们既批判封建的蒙昧主义，反对奴隶性，提倡个人自由，强调人格的独立，又反对滥用自由，反对侵害他人的自由，破坏社会的自由，把个人自由和群体自由统一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近代先进的中国人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都为国家的自由和民族的生存而努力奋斗，为此在提倡个人自由的同时大力宣传民族自由，以唤起国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他们自由观中积极的组成部分，是值得肯定的。
四
近代中国八十年或一百一十年，关于中西文化认识和抉择的历程，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有启示的意义。
从近代中国的历史看来，文化的抉择并不完全是出于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受现实需要的制约。西方文化的输入和人们的走向世界，有可能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根据中国的社会现实，吸收了西方文化进步的因素，批判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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