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配地位，其核心是封建的三纲五伦。三纲五伦在*上和道德上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而以儒学经典为内容依据的科举八股制度，则成为锢蔽知识阶层的思想桎梏。这两方面正是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所反复抨击和批判的。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等人批判三纲五伦，批判科举八股，批判汉学、宋学，然而他们都没有反孔，而是尊孔，以孔子纪年为纪年，奏请定孔教为国教。只是在二十世纪初，也就是辛亥革命时期，有些革命党人特别是梁启超等人才敢于亵渎孔圣人，有的批判是尖锐激烈的。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李大钊、陈独秀、吴虞等猛烈地批判孔子，提出“打倒孔家店”。他们之所以批判孔子和儒学，是因为孔子的思想言论和后来的儒学，“无一不与社会现实背道而驰”，“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在的社会”。什么学说才能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需要，这就是民权、自由、平等。从维新派到革命派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都以民权、自由、平等为武器去批判封建文化。他们所运用的批判武器和所批判的对象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都是基于社会现实生活。无论是对于西方文化的吸收，或对于封建文化的批判，都是在经过对社会现实的严肃思考后的抉择。这种抉择是理智的，也是感情的。
理智和感情固然有时候会出现分离，甚至发生矛盾，但二者并不总是对立的，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正是基于对封建文化的憎恨，对西方文化的仰慕，人们才可能由感情上的好恶进而从理智上加以分析抉择。不能说主张吸收西方文化的人只是理智的，不存在什么感情；同样，保守传统文化的人也不仅是出于感情上的眷恋，而是经过理智的思考的。即如梁漱溟先生，国内外一般都认为他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对传统文化或者说儒学文化怀着深厚的感情，但是他在二十年代写出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从理论上系统地阐释东西方文化，这自然不是单凭感情所能奏效，而是需要从理智上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的。梁漱溟理论思维所提出的主张，不管人们对它作何种评价，无疑也是为了探讨中国的出路问题。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问题不在于是否理智和感情的分离，而在于他们疏视或抹煞文化的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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