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抛弃传统文化，认为应当“淬历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2]。严复则指出：“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3]。辛亥革命时期，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认为，新文化应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文化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河南》，第7期）。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虽是效法欧美*，但他强调的是：“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4]，亦即“因袭”、“规抚”、“创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李大钊在东西文化问题的论争中主张：“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二者“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合，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5]。当然主张中西文化会通融合有出发点、指导思想的问题，有保守的会通融合，也有进步的会通融合，不能笼统而论。清末的孙家鼐、张之洞，民初的林纾、杜亚泉等人，也曾提出会通的主张，但他们显然是要固守封建文化的纲常伦理，要以中学包融西学，是阻碍社会前进的。康有为、孙中山等人则是以资产阶级的维新或革命为出发点，并以此为指导思想来会通融合中西文化。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毛泽东撰《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正确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他认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都必须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也应当“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毛泽东还说，即使是对于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才有用处。外来文化不管多么好，只有和本国的民族特点相结合，才能在这块土壤上生根开花。
历史是发展的过程，作为历史一部分的文化也是发展的过程，相对来说，文化的发展变化和经济、*的发展变化有所不同，它有自己的特点。*可以用暴力去解决，文化却不可能用“横扫”的、强制的办法去解决。即使是在强制的情况下已经消匿的落后陈腐的观念、习俗、信仰，在境况变化后又会再次泛起，甚至鸣延扩展。因此，文化的改造、重建，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尤其是近代中国面对着对中西文化的认识、结合，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鸦片战争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一百一十年间，中国文化发展变化的经历，先是引进西方的器物和科技，随后是变革思想、观念和*制度，继而是以民主和科学批判封建文化，后来又是传播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间的历程，都没有离开中国的传统，是在不断会通融合中外文化的过程中来创建中国的新文化。如前所述，由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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