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人还是在旧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制度中生活，单纯地、孤立地改造国民性当然不可能真正实现，文化的近代化不可能真正实现。人们在近代一百多年中对文化的改造、建设所作的努力是完全必要的，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历次*运动的失败，文化因素也不能低估，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经济、*以至军事力量则更为重要，章太炎驳康有为为反对革命而强调“民智未开”时指出，民智未开由革命开之，虽不无愤激之处，但是合理的。正是在辛亥革命整个革命实践过程中培育了一批人，改变了人们头脑中长期积淀的一些旧观念，树立了新观念。从世界历史的情况看，西方固然产生了文艺复兴、科学运动、启蒙运动，提倡理性主义、个性解放，然而资产阶级都要通过革命去掌握政权，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甚至美国也发动独立战争，显然，资产阶级政权保证和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落后陈腐的观念无疑是社会变革的阻力，而更为实际和重要的则是阶级或集团的权力和财产的分配问题，是阶级或集团在社会上占居什么地位的问题。这就不是单依思想文化所能解决的。
近代中国关于改造国民性，实现人的近代化的探讨中，经常涉及到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维新人士、革命党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都深感三纲五伦的封建道德压抑束缚个性，“只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人”，“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正如马克思所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6]。严复、梁启超等人都对这种不尊重人和人的价值的封建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倡自由、平等、追求个性解放，使人从奴隶性中解放出来，实现人格的独立、自由。梁启超认为：“言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质而论之，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7]。把人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成为有独立人格、自由的人，由奴隶变成主人，无疑是文化近代化题中应有之义，是合乎时代潮流的。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并没有把个人的自由绝对化，鼓吹追求自我欲望的无限制膨胀，而是将个人自由和群体、社会的利益结合起来。严复翻译约翰·穆勒的《论自由》时，为了不使读者对“自由”发生误解，把书名译为《群己权界论》，以表明个人自由和群体自由的关系和各自的范围。他在本书的《译凡例》中指出：“自由主义，始不过谓自主而无挂碍者”；“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因此，自由不是个人欲望的放纵，不是“为放肆、为*佚、为不法、为无礼”，“刺讥谩骂，扬讦诪张，仍为言行愆尤，与所谓言论自由行已自由无涉”。而且自由还要受到群体、社会的限制，如有人“独居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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