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发进取的观念、民权观念、自由平等观念等。梁启超也强调要“开民智”，“振刷国民精神”。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在名著《新民说》中重新提出民德、民智、民力的启蒙任务。他抨击中国国民性存在很大的缺陷，奴隶性太重，缺乏进取、毅力等精神，缺乏责任心、义务心、公德心、国家思想等群体意识。他认为必须变革这种缺陷，塑造有独立自主人格的“新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也就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改造，是变革社会的根本。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提出了“陶铸国魂”，也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后来，鲁迅又强调改造国民性，孙中山也提出人格、人性的修养。孙中山认为，“要人类有高尚人格，就在减少兽性，增多人性”，“要在*上革命，便先要从自己的心中革起”，如要有合群意识，要立志为民众做大事，要有献身精神等。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也是关于人的改造问题。这就是说，社会客体的变革，必须变革社会的主体——人，即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近代化。
但是，不论戊戌变法时期的严复、梁启超，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等，都认为文化主体的变革是首要的问题，只有主体变革才能实现社会客体的变革，只要主体变革了，一切社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他们企图通过主体的变革来达到客体变革的目的，无疑有其合理性。人的思想、观念的更新无疑对社会变革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将引导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向前发展，但是把它强调到不恰当的地位，就不妥当了。
文化主体的变革和社会客体的变革不能截然分开，没有主体的变革，客体的变革不可能真正完善尽美；不变革客体，主体也不可能得到合理的、充分的变革。人构成了社会，它不是抽象的，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主体在社会客体之中，在改变社会客体的同时改变主体自身。在近代中国的历程中，戊戌维新运动的迅速失败，辛亥革命诞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昙花一现，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沉思。象严复、梁启超、陈独秀等认为*制度的变革之所以不能成功，在于传统的思想文化，在于人的愚昧落后，因此，必须由此入手，其他才能解决。他们或认为“民智未开”，只能先实行“开明专制”，不能搞民主共和；或企图通过一次猛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来改变人的思想观念，从而改变社会。但是，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剥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这是一个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不推翻，中国人民就会被那种经济、*和文化所桎梏、奴役，人这个主体不会有真正的变革，不可能成为独立自主的人。中国不独立，封建的生产关系不改变，小农经济基础不改变，*制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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