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仍然是国情和现实条件问题。这种只同意学说的合理性,却否定实践的合理性的作法,恰恰反映出其思想中保守的一面。在这点上,我们可以称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典型的条件论者和“国情”论者。当然他的这种担忧是受到晚清社会的衰败并由此可能出现的亡国灭种的忧患意识造成的,也是他总体上强调渐进式改革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的。
梁启超生存的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处于剧烈转型的时代,梁启超思想上的进步几乎是与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同步共振的。剧变的时代易产生易变的思想,梁启超法律思想上的流变性,恰恰反映了中国近代这一巨变时代的基本特征。也体现了近代中国吸收西方政法思想的趋同性。梁启超对于三权分立学说的介绍与评价,基本上反映了该学说被介绍到中国来以后的走向以及当时人们的相关态度。
(文章来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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