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近代思想家对于西方的三权分立学说情有独钟？为什么它能够展现出如此巨大的理论魅力并引发人们的探讨热潮？笔者以为，正是处于近代社会转型期的思想家们对于建构新制度理论的渴望，才触发了人们对于制度优劣问题的深度思考。晚清中国的衰落，西方列强的兴盛；中国制度上的落后，西方制度上的先进；……由此所造成的巨大的社会反差，这是思考制度合理化的重要背景。许多思想家已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是导致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进而也指出，建立在三权分立基础上的权力制衡这是避免专权的重要途径，也是远离专制制度的机制性保障。梁启超作为近代思想家群落中介绍西方三权分立学说最为系统的思想家和代表人物，其对于中国崛起的渴望，丝毫不逊于同时代的思想精英们。从其内心深处看，对于近代中国落后的忧虑，企图通过寻找一种能够使国家崛起并长治久安的制度安排，这是梁启超广泛借鉴近代欧洲政法理论尤其是系统介绍三权分立学说的思想根源。

正是从这种意义，梁启超研究和介绍三权分立学说有着极其功利的目的，即他要拿来为我所用，在近代宪政制度的架构中发挥作用。为此，他不仅仅满足于介绍，更把这一学说作为分析、批判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种种弊病的理论武器。例如他在《论立法权》一文中的第二节“论立法行政分权之理”中就详细地运用了孟德斯鸠的相关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种种弊端。他认为中国古代官制最讲究牵制防弊之法，目的在于“防范”，还不知如何提高效率以及划清相关的责任范围，结果相互掣肘、相互推诿。他说：“吾中国之官制，亦最讲牵制防弊之法。然皆同其职而掣肘之，非能厘其职而均平之。如一部而有七堂官，一省而有督、有抚、有两司、有诸道，皆以防侵越、相牵制也，而不知徒相掣肘、相推诿，一事不举，而弊亦卒不可防。”[16] 在这里，他已经认识到了中国传统官制中的分权，与西方近代政体中的权力制衡具有本质区别。他还借题发挥，比较了中西方在*架构中的优劣，认为西方人行政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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