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比较清楚地认识到三权分立学说是在孟德斯鸠总结历史上君主专制政体的弊害时提出来的学说，这是他对其进行评价的重要基点。他说：“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鼎立，不相侵轶，以防政府之专恣，以保人民之自由。此说也，自法国硕学孟德斯鸠始倡之。孟氏外察英国*之情形，内参以学治之公理，故其说遂为后人所莫易。今日凡立宪之国，必分立三大权。行政权则政府大臣辅佐君主而掌之，立法权则君主与国会（即议院也）同掌之，司法权则法院承君主之命而掌之，而三权皆统一于君主焉。”[6]在君主专制国中，贤明之主虽有，但臣民有德者“甚希”。原因在于，在专制背景下，君主倚赖刑戮之权，胁迫臣民听从，而朝夕侍君侧的权臣们，大都是些“庸陋恶劣，见之令人作呕”之人，“彼其坐于庙堂，衣租食税，不营产业，其皇皇焉日夕所求，不过爵位而已，利禄而已。其气傲，其行鄙。遇上于己者，则又卑屈无耻。遇有直言之士，则忌之特甚。听其言，则阿谀反覆诈伪无信。故遇仁圣之君，则恶其明察。遇庸暗之主，则贪其易欺。君主之幸臣，莫不如是，此古今东西之所同也。不宁惟是，苟在上者多行不义，而居下者守正不阿；贵族专尚诈虞，而平民独崇廉耻，则下民将益为官长所欺诈、所鱼肉矣。故君主之国，无论上下贵贱，一皆以变诈倾巧相遇，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也。若是，君主之国，固无所用其德义，昭昭甚也。”[7]由于在专制制度下，一切事情只能听命于君主，不允许各大臣拥有个人独立自立权利，于是不仅无法限制君主的权力，而且那些奴性十足、“卑屈无耻”的小人还会怂恿君主行恶，使恶政肆行。那么为了避免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恶政，唯一的办法就是限制君权，通过实施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措施来加以解决。因此在梁启超看来，三权分立学说贯穿了反抗封建专制的精神实质，也是反封建专制所取得的思想成果，“近世专制*之消灭，盖十七八世纪所谓自然法一派之学者，最有功焉。而就中尤健全而久占实力者，则孟德斯鸠之三权鼎立说也。孟氏此说，原以反抗专制为精神，所反抗者，不徒君主专制而已，凡一切专制，皆反抗之。”[8]从上述论述中可知，梁启超不仅认为孟德斯鸠对专制弊端的论述“可谓深切著明也矣”，[9]而且还认为其是反抗一切形式专制、瓦解封建专制制度的锐意的思想武器。

对于三权分立学说的基本原理，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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