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来看贝原益轩所代表的日本人对学问价值的看法。益轩提出学问的基本价值准则是“有用”。他说：“学问有有用之学，有无用之学。……所谓有用之学，即是对己对人有益而言”[12](P71)。他具体地解释“有用之学”的“用”，又首先强调切于民生日用的所谓“民用之资”、“民用之助”的实用性学问。他说：

和汉之人所著古今之书甚多。……不为民用之资，则可谓无用之书。若有益民用之助，如《居家必用》、《农政全书》、《济（齐）民要术》之类，可谓有用之书。至于今时吾辈拙于才学者之所作，教人腌菜米糠、大酱之制法等书，亦为民用之助、有益之书也。至若专以阿谀雷同宋儒，无所发明，唯事模仿，高谈道德性命，则可谓无用之学。”[④]

崇尚实用，以实用为知识学问的最高价值，这就是贝原益轩所阐述的日本人的学问价值观。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观照下，他才会指出“教人腌菜米糠、大酱之制法”的书，比模仿“宋儒”“高谈道德性命”的书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有用，因而也更有价值。

再来看石成金所代表的中国人对学问价值的看法。石成金在书中指出，最重要的学问是儒学经典、圣贤义理，其根本价值即是教人立身处世的人伦之道。他认为，生而为人，无论是否有志于科举，是为官还是为民，都应通过读书而明礼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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