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尽忠为其职业准则，其装扮即是随身带刀，故“武艺”是其必备的一项基本职业技能。而在石成金的视野中，武艺与读书学问已毫无关系。盖中国自唐宋以后，文治天下，文武已经分途，明清时代科举中虽仍设有武科，试弓马武艺，但已与读书学问截然分开，不再属于学问范畴，而且不为人们所重。在学问的“经济”门类中，虽然也包括武备、用兵等“兵学”内容，但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且只是少数有“治国平天下”之职责的上层士大夫所应涉及的“经世之学”，而具体的弓马武艺技能，已不被视为知识学问。
以上石成金和贝原益轩所代表的中日两国民间对学问内容的不同认识，对于在那一时期及以后接触西学时两国人民对西学的态度具有重要影响。在日本，西方技艺之学作为有用的“技艺”，很自然地被纳入“诸艺”的范围，形成了“蛮学”－“兰学”（荷兰之学）的学问流脉，“兰语学”作为翻译职业的技能被学习和传承，“兰医学（即西洋医学）”通过医学书的翻译、医学塾的开设和民间医生的应用而扎根于民间社会。这样，以医学和语学为主的“兰学”，在传入日本后不久，便很快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体系而发展起来，到江户时代中期，已成为与汉学、国学（即日本本国之学）并立的三大学问流派之一[10]。近代以后，由“兰学”更扩大为“洋学”，迅速发展为社会的一支主流学派。而在中国，早期传来的西方火器之学和“天文术数”之学，被归类于学问外围属于偏门杂学的“末技”而受到鄙视，除了在徐光启、方以智等少数爱好实学的朝廷高官中引起了一些兴趣之外，在民间学问层面则了无影响，在学问体系中，被吸收的少量西学，也融汇到了中国传统的技艺之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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