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俄国强据东北已历四载，一般人民恨之入骨，清政府官员也深感“一切因应之难，支撑之苦，凡有血气，忧患同深”。^{[8]（P134）}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起而与之为难，自然受到中国的欢迎，虽然没有一个中国人相信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毫无私心，但不可否认此举会赢得中国的一些好感。考虑到中国无力单独对俄作战，中立又非上策，于是，“联日拒俄”自然就被提了出来。当时清政府中持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为张之洞、盛宣怀、岑春煊以及李经羲、张人骏、端方、魏光焘等南方督抚。 

贵州巡抚李经羲曾上奏说：“俄胜势必吞并，日胜无非索酬，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与其畏俄而不许，何如亲日而获成。”“不助日仍无全理，助日则或有幸望。”^[9]（P4）直到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宣布中立，这种主张仍不断提出。据《愚斋存稿》记载，1904年3月4日，端方致电盛宣怀，表示：“此事我无终守局外之理”，愿意与盛宣怀一同上奏。张之洞也有这种打算，顾虑到战争可能扩大化，一旦俄军袭扰蒙古，他主张“借助于日本以御之，以日本之将校，率我之兵，庶几可与俄人一战。”^{[10]（P68）}一般来说，根据当时中国的拒俄立场，联系无力单独对俄作战的现状，“联日拒俄”是合乎情理的。至于在一般民众中，这种呼声更高。1904年2月16日，美、澳、亚、非各洲华人华侨致电外务部，请联日战俄，趁势收复东三省，表示愿助军饷。在当时国内的报刊中，所谓“中日联盟”的消息也屡见报端。 

但是，这一主张若要得到落实仍是困难重重。首先，此时的清政府经八国联军打击，已被列强吓破了胆，即所谓“良由创巨痛深之余，慎言战事”，^{[11]（卷181，P5）}故难以决断；其次，首当其冲的北方督抚对此表示谨慎，尤其是直隶总督袁世凯于1903年12月22、27日两次致电外务部，主张中立，这使“联日拒俄”的设想难以实行。于是，清政府在此问题上举棋不定，一筹莫展。 

应该指出，在清政府举棋不定的情况下，列强的态度就显得举足轻重了。在此，有两件耐人寻味的事情：早在清政府宣布中立的两天前，即2月10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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