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朝鲜主要用人参作为“八包”贸易物资，严禁朝贡使团私自携带银两，实施“搜银之法”。一方面朝鲜本地白银产量很小，白银过渡流出会造成国内用银匮乏，另一方面害怕宗主国皇帝和官员因此而产生“朝鲜银两充裕、国力富庶”的口实，从而加大对朝鲜的掠夺和勒索。

当明末之时，朝鲜使团渡海入京朝贡，仍有“搜银”之规，后渐废弛：“近来赴京之行，公私银货，行用已久，搜银事目，实为虚套。”[11]清代，朝鲜人参“八包”改为白银“八包后”，“搜银”之规仍被多次重申：“使国内银货，切勿流入他境，然後可无乏绝之患。”要求“另加申饬，一切痛禁。”[12]这时主要是搜检超过“八包”限额携带的白银，以及本国所生产的成色很差的白银。

2、朝鲜白银的来源和种类

清代前期，朝鲜从日本用人参换贸白银，日本人是朝鲜人参的主要消费者：“彼人最紧我国药参”，“倭俗，每病辄用参而见效，故不计价之高下而争买。”[13]因而其利润非常巨大：“以七十两贸於京市者，入往江户，则必售三百馀两。”[14]人参交易是18世纪朝鲜与日本最重要的贸易，形成朝鲜朝贡贸易活动中很重要的一环。康雍之际，朝鲜松都商贾垄断人参贸易，“尽笼一国之人参，注於倭馆，受出倭银，直走燕市，独榷其利，循环不已。”[15]除人参外，白丝、绸缎等清朝货物的转手贸易也是此时朝鲜与日本贸易的重要内容。朝日人参贸易极盛时，“一年倭银之出来者，殆近三、四十万两。”[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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