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是指环境有着特殊的自然条件和承载人口的能力偏低，表现为生态环境的稳定性较差和生态环境的恢复力弱，对人为不利因素和自然脆弱因素影响的承受能力较低。在同样的影响程度下，其他地区的生态环境可能尚能承受，但在脆弱带已经无法承受了。某一较小的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的干扰，就会造成生态退化，并且退化后的环境恢复较一般地区困难。另外，从人口密度说，脆弱区因开发程度低，土地面积辽阔，有着“地广人稀”的空间范围，但所提供的环境的承载度却较小，所能承载的人口量也偏低，一旦遇到高人口增长，就会对生态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以至于在人口和环境间产生恶性循环。环境的退化又会使当地的生态环境脆弱性进一步加大，从而形成从脆弱至退化的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当然，西北地区除去有着上述明显的生态脆弱因素而外，也有着资源优势特征，表现为极易发展畜牧业的丰富的草场资源和优质高产的水生动植物、矿产资源等。只要动态活动不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生态环境就不会呈现出脆弱性。但事实上，由于“在发展社会经济、扩大生产规模的过程中，因人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高原自然资源盲目的、不合理的开发利用，致使本来就十分脆弱且极不稳定的高原环境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呈现出逐步恶化的趋势。”[2]所以人口增加后所采取的一系列移民垦殖政策、带来的一些不合理的开发行为，改变突破了限制因素，造成了沙漠化加剧、水土流失严重等生态失衡现象。故一般视本区域为生态脆弱带。[3]当然，在这里除了人类不合理的活动外，不能排除自然生态环境自我的分化，既如气候、地理等因素的影响，这也是脆弱带形成的前提条件。以这一环境为前提，我们把论述考察的侧重点放在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负效应方面，也就是说，研究人类怎样影响生态环境和环境又怎样影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方面。
西北垦殖中，历代实施屯垦政策的目的，除了发展农牧业经济的需要外，大多是由于边防和战争的需要，或供给军需粮秣，或拓殖疆土后移民实边。但清代以降的垦殖在包涵上述原因的同时，其垦殖政策中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为了安置过量的人口，解决生存的需要。而各级管理层所倡导的垦殖又都是毫无例外的基于农牧交界处，这些地方很大程度上又都属于生态脆弱区，人们过度的垦殖无疑在破坏生态平衡的同时又使农业生态和人居环境恶化。
一般来说，在清初，多采取兵民屯相结合的兴屯制度与移民就宽乡的垦殖政策，其中包含许多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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