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的兵民屯垦政策是一步步完善的，与此相伴随的屯垦规模也逐步展开，对脆弱区生态的影响也就加大。屯垦政策规定，凡迁徙屯垦百姓，沿途及定居建房费用由官府发给，同时借给牛具籽种，并根据水利灌溉条件，按户招领垦种，多的百亩，少的二十多亩，多种不限，三或五年后照章升科。这些编户农民的收获物归地方卫所，平时的劳作也受驻军管理，尤其是农业灌溉的水利渠坝由卫所管辖支配。具有半军事化的性质。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根据年羹尧的建议，开始抽调兵丁屯垦。初期也是由官方扶持，发给一定量的牛具籽种，以后节年减半，三年后不再发给牛具籽种等生产资料，而田地则成为屯垦兵丁个人的产业。在上述的开垦政策指导下，很多农民纷纷自发移居垦荒，于是在官府管理的屯垦之外，出现了许多由客民耕种的农田。雍正四年（1726年），吐鲁番回民650人迁到肃州威鲁堡，还有一部分迁到金塔寺从事垦种。[5]
雍正十年（1732年），随着清准战事吃紧，清廷军需供应量加大。于是决定清丈卫所以外私垦田地，并利用以往屯垦设施的基础，扩大屯垦规模。首先将清理出的田地，全部充作卫所屯田。然后再由官府招募原种客民或新移民者耕种。依然由官方提供生产和生活资料，另“每月给予工价、口粮外，每年再加给赏银一两，皮衣、衣帽银二两。”[6]收获物全部充作军饷。虽然农垦区地高气寒，并不一定有利于发展农业种植经济，且迁移来的屯民尚需要一定的保暖装备，投入成本较高，但较有吸引力的政策，还是招募了不少垦民。当然后来由于对民屯管理不善，又改为兵丁屯垦。与此同时，清廷又采纳大学士鄂尔泰的建议，在嘉峪关以东的甘、凉、肃三州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移民垦殖，并实行陕甘总督刘於义等人制定的《屯田条例》。[7]表现在屯田灌溉水利由官府给价兴修；屯民房舍官给银两；屯民牛车农具，由官贷给，分5年扣还；收获物扣去籽种外，双方平分。这是对招民屯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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