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极其严重，农田恶化的演替特征已经明显化，田地不仅难以耕种，还要费以人力、肥力加以培殖，也就更谈不到收获了。时人记载：“今飞沙流走，沃壤忽成邱墟，未经淤压者遮蔽耕之，陆续现地者节次耕之。一经沙过土脉生冷，培粪数年方熟。又卤湿者出苗不过籽种之二三，人每择种类之贱者傩之。旱涝得宜或有升斗之赏，不宜亦无寻丈之失。盖西北多流沙，东南多卤湿。俯念民瘼者，听民相地移坵，迨至移者成熟，民力已疲，何以计顷亩哉。”[14]尤其是“听民相地移坵”，整体破坏了土地植被，导致沙化现象的更加严重，恶性循环。
农田垦殖在很大程度上也破坏了镇番县水生态系统的平衡，水流量减少，下游不能受水，农田废弃，百姓生活无着。所引起的一系列生态失衡现象在地方史籍中已经有过多的记载，镇番县“上流以移坵开荒者，沿河基布，河水日细，生齒日繁。贫民率皆採野产之沙米、桦豆以糊口。河水既细，泽梁亦涸，多鱼无 。惟蔡旗堡微有孳息，然百步之洼，所产无几，土沃泽绕成往事矣。”[15]农田已经是“幅员狭隘，十地九沙”。[16]另外，水渠所浇灌的地亩数也在减少，根据乾隆年间藏于镇番县署的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卫守备童振立所立的大倒坝碑和雍正五年（1727年）知县杜振宜立小倒坝碑可知，“按原额粮除移并武威、停征冲压外，现征之数较少于原额者一千余石。”[17]古浪县的情况也基本相同，“盖缘山土硗瘠，间岁一种，无水浇灌，又虑霜早，不植秋禾。”[18]
清初除了上述河西走廊的兵民屯垦殖力度较大外，仅兵屯一项“做的稍有成绩的是陕西”。[19]顺治十年（1653年）为加强长城沿边的屯垦，三边总督孟乔芳下令增调步兵及大批牛具、籽种、银两，在延绥、榆林、神木、靖边一线展开屯垦，前后共派屯垦兵士2400名，拨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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