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举正是迫于革命党势力威慑的结果。据孙宝ｘｕāｎ＠②日记称：“自恩中丞遇害，凡达官贵人，皆有危心，朝廷则更甚，至引见之礼废，改为验放。革命党人之势焰，岂不盛哉！”（注：孙宝ｘｕāｎ＠②：《忘山庐日记》下册，第1050页。）所谓“引见之礼”，是指由皇帝亲自接见臣下以示恩宠的礼制。按清制，京官五品以下，外官四品以下，初次任用、京察、保举、学习期满留用等项官员，均须朝见皇帝一次，文官由吏部、武官由兵部分批引见。清廷改引见为内阁验放的用意是十分清楚的。根据上谕，内阁王大臣“极为慎重”地拟定了验放规则：“（一）凡当差之人均带门牌；（二）验放人员不得逾百人；（三）验放人员每十人为一排；（四）验放人员由内阁前门进，后门出，秩序不得紊乱；（五）由某部请验人员先期开单知照验放之王大臣。”（注：《王大臣拟定内阁验放规则》，1907年7月28日《申报》。）同时有人还奏请慎防召见官员：“朝廷日见多数官员，其中恐有匪类匿迹，应请于召见外起官员暨圣驾出入，均宜慎密严防。”据说，此奏上后，“两宫甚为嘉纳，因之内廷官员出入，近日十分戒严”。（注：《杨学士又请慎防召见官员》，1907年7月30日《申报》。）皇帝不敢召见官员，这是中央政府的状况。
各省督抚也在纷纷采取防备措施。一方面，他们也有意减少与部属接触的机会。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不仅通令督署及全省官署一律戒严，而且他与藩、臬、学三司均不见客，即使他被升授体仁阁大学士，司、道各官拟赴省辕道贺，他也只接见三司四道，并面谕：“此后如有面陈事件，可由电话传递，不必来辕，以免意外之变”。他还要江夏知县制作腰牌二百面，分发给督署内办事人员及杂役佩挂，无此牌者，均不准轻入。（注：《鄂都张中堂之恐慌》，1907年8月2日《申报》。）另一方面，他们还主动出击，着力清查革命党人。如护理两广总督胡湘林特传藩、臬、学三司至署，“谕令速拣干员数人，密查政界、学界有无革命党潜匿其间，随时将查明情形逐一面呈，惟所派委员务须严密，切勿泄漏风声，致滋惶惑”（注：《粤省密查政学两界有无党人》，1907年7月30日《申报》。）。两江总督端方致电江苏巡抚陈夔龙，要求他“将全省大小文武候补人员，无论有无差缺，及各学堂监督提调人等，详细调查，有无徐锡麟同党。如有形迹可疑者，立即撤差查究，并须严饬各员，各具同乡互保切结，方准委差。”陈夔龙即札饬藩、臬、学三司，妥议办法。（注：《电请调查官场有无徐锡麟同党》，1907年8月5日《申报》。）据报载，江苏某大吏接见僚属时非常慎密，“非有紧要公事概不接见，如必须面禀者亦不得近身接洽。出见时，必以多数之戈什哈及护勇人等各持*，四面围绕，并先期传谕各员，一切公牍不得如从前之置于靴统内，如接见时有以手探靴者，则护者不问情由，即当开枪。是以僚属之诣辕求见者，咸预相儆戒。”（注：《苏省大吏接见僚属之慎密》，19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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