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舆论认为，清廷预备立宪的诚意有问题。《时报》社论认为：“朝廷近年举行新政，实非出自本心，不过刺激于内忧外患之频仍，不得已而姑出于此，聊以涂国民之耳目，饰友邦之观听而已。是故日言融合满汉，而种族之界限益严；日言预备立宪，而中央集权之谋益亟；贡举既已全停，而崇奖科名之积习犹在；地方声言自治，而士民预政之例禁犹严。至于学堂与学生者，则尤政府之所侧目，而与地方官吏分据于极端反对之地位者也。”该社论认为清廷预备立宪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如果实行真立宪，也许可以挽回国运。“吾敢为一言以正告吾国之政府曰：诸公而果有志于立宪也，则请尽去其瞻顾之私、忌讳之见，君臣上下同心合志，以从事于改革之前途。神州厄运，庶犹可挽。”（注：胡马：《论搜捕乱党》，1907年7月23日《时报》。）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舆论认为，立宪可以消除革命。革命党人的暗杀风潮，使清朝官府惊恐异常，实行立宪可以平息暗杀风潮。“故不立宪亦立宪，原今日之势，非立宪更无第二著足以息暗杀之风潮……暗杀之风潮，至今日而可谓极矣。以无量数之炸弹*，无非欲破坏专制之萧墙，排满之主义，其所持以为间接之手段者也。无量数之炸弹*，无非欲期望立宪之成立，破坏之主义，其所持以为建设之前提者也。故立宪苟能实行，则革命之风潮自息。”（注：《论政府处于两败之地位》，1907年7月19日《申报》。）革命风潮起于满汉矛盾，实行立宪可以化解满汉矛盾，平息革命风潮。“政府不欲实行立宪则已，果欲实行立宪，非先平满汉之界，其道未由。政府不欲消除革命之风潮则已，果欲消除革命，非先除满汉之界无由着手。故早一日实行立宪，即早一日弭革命之祸；早一日平满汉之界，则早一日成立立宪之局。”（注：《论消除革命在实行立宪》，1907年7月27日《申报》。）清政府当时面临着革命与列强侵略两方面的所谓内忧外患的威胁，“自表面上观之，则革命之祸急，而列强之祸缓；而自实际上观之，则列强之祸大，而革命之祸小”。两者都足以使清王朝覆灭，惟一的挽救方策只有立宪：一则“革命之发端由于立宪之不能成立，故不立宪则革命何自消除”；二则“非实行立宪则不足以消除革命之祸，革命之祸不消则列强之害亦终不能去”。（注：《论今日中国之两大害》，1907年8月25日《申报》。）这是清政府无法回避的现实压力。 

　　民间舆论从立宪的角度攻击官府，正刺到清政府的痛处，可谓击中要害。清政府自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以来，进展缓慢，实不尽如人意。在民间舆论看来，徐锡麟、秋瑾案正暴露了清廷预备立宪的诸多问题。革命风潮之所以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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