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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复杂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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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32: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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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比作生物有机体，认为如同生物有机体的性质、强弱取决于细胞的属性一样，一个国家、民族的强弱盛衰取决于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素质的高下优劣。依据这一学说，梁启超断言，中国人民全体之“腐败恶劣”乃是中国“积弱之最大根源”，是中国“病源之源”(《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他论证说：“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政府之与人民，犹寒暑表之与空气也。室中之气侯，与针里之水银，其度必相均，而丝毫不容假借。”(《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因此，中国人民不要把矛头指向清朝政府，不广“科罪于当局”，而应自责、自省、自新，自觉作一个新民。他写道：“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自从接受社会有机体说后，梁启超始终认为，提高中华民族的基本素质乃是实现中国近代化、使中华得以振兴的前提和基础。依据这一理论，他高度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人的近代化，这曾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在矛头所向的根本问题上，它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同样是严重的。历史事实明白无误地证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封建专制制度才是中国陷入苦难、危亡的根源，也是当时中国人民素质低下的根源。要想拯救振兴中国，提高中国人民的素质，就必须奋起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对现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作根本改造。这乃是当时中国社会变革、实现近代化的根本任务和根本途径。而梁启超却把中国人的诸种弱点缺陷看作是因，而把专制制度、专制政府及其罪恶看作是果。由于因果倒置，他一再要求人民把矛头指向自身，把人民的自新看作是根本途径，这势必要引导人们忽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作根本改造，客观上无疑起了保护清朝反动政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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