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中国人民得以成为“新民”呢？梁启超又把这一责任交给清朝政府，指望由它实行“开明专制”来陶冶人民，提高人民素质。他说，“开明专制行得一分，则国民实力增得一分”，因此，“劝告现政府之开明专制，实今日独一无二之法门也。”(《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6册)他一再强调，由专制走向民主、由野蛮落后走向近代化，“开明专制”乃是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想避免它就如同“与未列伍之卒谈兵，集不学操缦之人使之顾曲”(《欧洲*革进之原因》，《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1册。)，是根本不可能的。像中国这样的“国民幼稚之国”尤需经过开明专制阶段，而且，其时间将是较长的。从梁启超1906年发表《开明专制论》起，直到他“五四”后逐渐退出政界，要求开明专制乃是他的基本*主张。起先，他是指望由清朝政府实行开明专制；辛亥革命后，他又先后指望袁世凯、段祺瑞实行开明专制。显然，他所设计的实现人的近代化，进而实现国家近代化的具体方法、途径是错误的。而且，由于他所寄以希望的统治者（清政府、袁世凯、段祺瑞）都不开明，也不可能开明，因此，在实际当中其结果也就只能是专制。这对中国的民主化、近代化无疑起了阻碍作用。
在实现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梁启超强调观念变革、文化革新和重建的重要，这曾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但是，梁启超重视思想观念变革的理论基点却是唯心主义的意识决定论。这种意识决定论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也曾产生了消极影响。
在哲学上，梁启超是一位极端的主观唯心论者，他的基本哲学命题是所谓“境者心造”。他宣称：“全世界者，全世界人类心理所造成。一社会者，一社会人之心理所造成。”(《余之死生观》，《饮冰室合集·文集》第6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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