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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复杂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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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32: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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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主观唯心论表现在认识论方面，就势必要颠到意识与存在的关系。他说：“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在20世纪初，梁启超的意识决定论曾受到许多人的拥护，影响颇大。所谓“有精神而后有物质，有理论而后有事实”(杨度：《游学译编叙》，《游学译编》第1期。)，“思想言论也，即为其事、其物之母”(《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国民日日报汇编》第3集。)等等一类言论，不论在改良派还是在革命派的报刊上，我们都能经常见到。它片面夸大了意识的能动作用，而看不到意识乃是存在的反映，简单以为只要树立某种思想，即可造成某种事实，一旦中国人思想观念更新，中国的社会改造即告完成。在其影响下，当时一批资产阶级新学家只在文化思想领域转圈子，只重文化思想观念变革，而忽视了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作根本改造的工作。
这种意识决定论又表现为文化决定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新学家们把中国的一切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文化问题，把文化革新（甚至某一文化领域、部门的革新）当作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以为只要从这里下手，即可收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中国的社会变革、民族振兴即能迎刃而解。比如，当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时宣称，当时中国要想“改良群治”，要想“新民”，都“必自小说界革命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当他发动“史界革命”时又说：“鸣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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