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资料显示，1896年至1911年，国内西书翻译出版机构至少有95个[1](p.208)，仅戊戌维新三四年间，在上海先后创办的书局就有十余家。这些书局中确实不乏为应景而创立的机构，如1898年在上海设立的经济书局，在其《招股启》中还说要以“惩空疏之陋习，振维新之人心”为宗旨，但它编辑的《经济通考》选辑体例，“是书凡三始、六罪、民主、教权、改服色、易正朔，伪经新学诸书，有乖圣教者，均不采录，庶薄海人士，共懔宗圣尊王之义”[14]（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这类出版机构多以“揣摩风气”为务，看风使舵，根本谈不上有助开新。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诽谤新学的《翼教丛编》不久就在上海石印出版，上海各报大肆宣传，号称石印本“增入痛辟康梁诸论说，直斥其离经畔道，非圣无法诸大罪”[12]（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无怪乎梁启超评价中国当时骤然而起的报馆，开始“面目体裁，悉仿时务，若惟恐不肖然。……及戊戌政变，时务云亡，而所谓此十余家者，……余片无存。由此观之，其当初设馆之心果何在乎，不待鞫讯矣”[15](p.82～83)。评价并非过激。但大多数的出版机构，则是应时代之需而建立起来的，其出版物也为开启民智，宣传维新变法，宣传反对帝制起了重要作用。也就在这个时期，原先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出版业真正走向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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