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民间书坊、书肆的近代变迁。在清代，由于政府出版机构和私家刻书主要集中在正经、正史等较为“正统”的方面，民间的书坊、书肆除印行经史类书籍外，那些村塾用的四书五经、启蒙读本、百科大全、占卜星相之类，既不为政府所重视，也不为学者所关心，便成为它们的产品。据1889年12月19日《申报》广告，上海广百宋斋信记书店发售的书籍有《圣祖皇帝庭训格言》、《阅微草堂笔记》、《论语旁证》、《绣像二十四史演义》、《皇朝经世文编》、《通商约章成案汇编》、《四库简明目录》、《三字经注解备要》、《纲鉴易知录》[12]（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申报》附张广告，售《绘图八梦录》：“凡人贪此吃喝嫖*，而认真于酒色财气者，阅之无不回头是岸”；申文瑞楼售“第二奇书”《林兰香》，“笔墨空灵，寓缠绵于庄敬之中，引怪异于伦常之内”，“忠教慈爱，悱恻动人”[12]。从中大致可以看出当时民间出版业的取向。不过，西学的输入也在改变着民间出版业。1876年天主教士主持的上海土山湾印书馆使用西洋石印技术后，不少民间出版机构也竞相采用。1887年《申报》载：“石印书肇自泰西，自英商美查就沪上开点石斋，见者悉惊奇赞叹。既而宁、粤各商仿效其法，争相开设。而新印各书无不勾心斗角，各炫所长……其装潢之古雅，校对之精良，更不待言。诚书城之奇观，文林之盛事也”[12]（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三日）。不少书局也开始出版西学新书，如上海六先书局，“一应新译洋务各书，无不搜集全备，以便艺林就近采购”。虽然它仍然申明以“御定《麻象考成后编》为算学之首”[12]（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但这毕竟预示着在出版业中占重要角色的民间出版企业的近代变迁，它为戊戌维新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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