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运动之后的出版界，新旧杂陈，鱼龙混杂。官书局适应时代需要作了些改革，1896年，清政府将强学会创办的强学书局改组，成立京师官书局，“译刻各国书籍，举凡律例、公法、商务、农务、制造、测算之学，及武备、工程诸书，凡有益于国计民生与交涉事件者，皆译成中国文字，广为流布”[13](p.48)。原先的金陵官书局、淮南书局等并入江楚编译局，主要出版西学书籍，虽然在当时的*形势下，这种革新已有些力不从心。洋务翻译机构也在变化，北京同文馆被并入京师大学堂，较为开明的洋务派官僚还陆续设立新译书局，如江楚编译局，1902年盛宣怀在上海成立的译书院等等，也翻译出版了不少新书，而且出书内容也多为西人“新理新法”，对传播西学有其重要作用。传教士的出版机构也继续活跃，并且新的出版机构还在不断设立，据统计，19世纪末20世纪初，活跃在当时的教会出版社有30多个[3](p.59～69)，其书籍出版利润甚至呈上升趋势，如广学会，到1908年还发展了自己的会所，产值从1891年的1000元增加到1911年的225,579.84元，20年中增加了200倍[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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