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9](p.116)。谭嗣同1893年到上海，曾大量购买江南制造总局出版的自然科学书籍以及广学会出版的外国历史、地理、*和宗教书籍，这些书籍对他变法维新思想的产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梁启超更是大攻西书，还担任过李提摩太的秘书，西学对其影响不言而喻。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衰记》及林乐知的《列国岁纪政要》等书，也曾是一心希望实行新政的光绪皇帝案头常读之书。
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与洋务派的出版机构作为与传统出版业完全不同的新型出版成分开始出现。由于它们适应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新趋势，还有西方先进技术为后盾，与变化较为缓慢的传统出版业相比，它们代表了中国近代出版界的新走向，其出版物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带来了走向世界的希望。
相对于较为趋新的传教士与洋务派的出版机构而言，传统出版业在近代的变化就显得迟滞了许多。主要原因是：传统出版业的出版物多少年来基本已约定俗成，而西学在近代中国却属于新鲜事物，人们学习西学，只是一种无奈的回应，而非自发的觉醒。当西学传入中国，甚至受到传统文化本能的抵制，时人对它的到来绝不是欢欣雀跃，而是处处流露出“用夷变夏”的担忧，即使是领先一步号召学习西学的洋务派也不例外。传统出版物在当时仍大有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印刷技术虽然已难与西方相比，但仍有其优势。这些都使传统出版业并无濒于绝境之忧，其改进缓慢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情况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发生变化。
第一，官书局的书籍出版。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政府开始建立洋务翻译馆以译印西方书籍，目的是“有裨实用”。太平天国革命之后，鉴于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的极端破坏，又在各地设立官书局，金陵官书局、江楚书局、江苏书局以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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