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出版业开始向近代转型。笔者认为，近代化不仅仅表现在技术、器物层面上使用先进的工艺与设备，也并非对于外界本能的反应，还应表现在国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在思想、观念层面的近代意识。在这一时期，中国出版业还远未达到这个层面。传教士向中国人传播西方文明，其目的因人而异，但对于大多数传教士来说，他们的目标是“控制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李提摩太语），他们绝对不愿意让中国真正走向独立与富强。而中国本土出版业，无论是洋务派的翻译机构还是后来逐渐向近代化转变的官书局及民间出版机构，它们对西书的翻译出版，对新式出版技术的引进，除了“实用”或是赢利的现实目标外，毫无例外都表现为一种无奈的回应。洋务派出版西学书籍是为了挽救即将走向没落的清帝国，其着眼点也离不开声光化电，远未达到力图唤起国民主体意识，真正从观念意识上走向近代的层次。官书局及民间出版企业更未能达到这一高度。此时的中国出版业，还处于为人控制的阶段，根本没有自己的发言权。因此这一时期，还未超越转型期的范畴，出版业真正走向近代化，应是在维新运动之后。

二

    维新运动把启蒙的触角伸向了各个领域。在这场运动中，人们开始意识到民族的危机，意识到学习西方势在必行。学习西学已不再是统治阶级有裨实用的被动之举，而是全社会的主动认同。虽然对一些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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