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新教传教士的译述中，关于基督教的出版物共687种，占总共译述795种的86%，而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仅仅分别占6%[1](p.96)。到1875年，林乐知办的《万国公报》宣称，“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2](p.9)，出版宗旨已发生明显变化。
洋教士出版机构的广为设置[3](p.42～71)，给中国传统出版业带来巨大变革。首先是出书内容的改变。当沉溺于封建田园意境中的中国人被列强的船炮震醒后，人们猛然惊觉传统经史子集、八股诗文已无法应付时代的需要，面临解体之虞的中国人不得不开始其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在此期间，西方的传教士及后来的洋务派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天算地理、声光化电之学，“均足补我国旧有学术之不足，而另辟一新途径”[4](p.112)。如前所述，洋教士最初来中国时译印的书籍中真正反映西方科技成果的书籍并不多，但即使是这些少量的译著，对于对世界几乎毫无认识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毕竟带来了异域的一些信息。而后来西方科技人文知识的不断传入，其思想启蒙作用更不可忽视。
其次是印刷出版技术和设备的改进。传教士们来到中国的同时，也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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