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西方先进的印刷出版技术。凸版印刷术、平版印刷术、凹版印刷术，以及铅活字排版法及影印、彩印等等技术的引进，新型印刷设备的使用，对时人是一种难以言表的震撼。1856年，郭嵩焘在日记中详述其在英商墨海书馆中目睹的印刷情形，且慨叹“西人举动，务为巧妙如此”[5](p.53)。孙次公更是以诗表达其惊羡之情，“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杀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种书田[6](p.197)。这些新技术的采用，对中国传统出版行业转向近代影响极大。
19世纪60年代以前，译介西方书籍，采用较先进技术的出版业只有传教士的出版机构。60年代之后，战争的连连失利使中国人开始关注西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兴起。洋务派在各地陆续设立新式学堂并附设翻译机构，在中央有京师同文馆，上海有江南制造总局，以及上海同文馆、广州同文馆、北洋制造局、福州船政学堂、自强学堂等等。这些学堂的设置，标志着中国近代化事业的真正启动，在出版史上，也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些翻译机构由传教士占主体。京师同文馆先后有54名外国人担任教习，而聘请的中国学者才32名；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中，也有不少外国学者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受西方传教士的影响，这些机构也采用了较为先进的出版技术与设备。京师同文馆有印刷机7部，活字4套，基本实现了印刷技术的近代化；而江南制造总局，虽为节省起见仍用中国传统木板印刷，局内也备有一副铅字及印书架。出版内容主要是西人著述，但译书的目的已有着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那就是——有裨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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