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最初设立同文馆，不过是为培养通习西方语言文字的翻译之才，而事势的发展，使这种权宜之计已无法应付时代的需要。1866年12月，总理各国事务的奕訢等大臣建议在同文馆中添设天文算学馆的奏折中写道：“夫中国之宜谋富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疆臣如左宗棠、李鸿章等，皆能探明其理，坚持其说，时于奏牍中详陈之”[7](p.44)。可见在此时洋务派已认识到学习西学，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已成为现实之需，要满足这种需求，译西书便成为当务之急。
刚刚走进近代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异域之学表现了异常顽强的抵制，而译著者眼界与目的又各异。1810到1867年半个多世纪，西方书籍在中国仅译著795种，且多为宗教性质；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所载，从1880-1896年，中外人士引进西书共354种，其中科技类262种，社科类和综合类仅仅92种。这个数字，对于浩如烟海的西方典籍来说，真的是“九牛一毛”。那些敢于提出学习西学之人，更被斥为“用夷变夏”，对其深恶痛绝。洋务派算是较为开明的了，他们仍抱定“中体西用”的宗旨，“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8](p.97)，他们的目的，是解决船炮不如人的现实需求，因此他们的译书也就只能是以声光化电为主。不过，即使是这些译著，对于如饥似渴希望获取西学新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其思想启蒙的作用也是空前的。康有为26岁时，“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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