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安徽、山西、直隶等地官书局陆续成立，其宗旨是保存为农民战争所毁灭的传统文化，出版的书也多为“御纂”和“钦定”的本子。以金陵书局为例，1869年刊刻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王念孙《读书杂志》，1874年刻有萧子显《南齐书》、令狐德玢《周书》、姚思廉《梁书》、真德秀《大学衍义》、李百药《北齐书》；1875至1908年共刊刻《御纂七经》142册[10](p.75～76)。官书局所刻书印刷精美，校勘谨严，在保存传统文化方面，作用不可小视。为适应时代发展，官书局也在出版方面作过调整。1865年，官书局就曾刻过100余部《几何原本》分发各处，但总的来说，它还是为承继传统文明而建立的出版组织，它的大变革，还是在维新运动之后。
第二，私人刻书。中国文化的传承，有很大一部分归功于私人刻书。叶德辉将刻书出版比为与“积金”、“积德”同等乃至更高一级的事业。1872年，张之洞在其《书目答问》中专列《劝刻书说》，认为“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并认为刻书之人可“终古不泯”，可求“不朽”[11](p.9975)。清代私人刻书风气极盛，出版家多兼学者和藏书家，对出版事业往往特别珍视与偏爱。由于出版家多受传统文化熏陶，其刻书也主要以经史子集为主。这种书籍出版的主要功用也就只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时代的发展已有一定距离。当近代中国出版业发生巨大变化时，这种出版更多地已变成一种个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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