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第256页；《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236页。）在罗掘各种财源的方法中，土药贸易税是张之洞刻意整顿的主要对象。几经筹划之后，1902年4月下旬，“就土预征膏捐”作为筹措赔款的主要措施出台。这在各省实属首创。这一改革的高明之处是将土药与烟膏实行一次性合并征税，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分开来课征。鄂省税章规定“每百斤除干耗二斤，每土一两收捐钱七十文”。在实施初期，对土药旧有存货，还规定了折扣的具体办法：“至各栈店现存土膏须派妥员清查，从宽照六成完纳，即按七十文收四十二文，以示体恤”。（注：《致宜昌土税局宋道台》，《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8776页。）但在执行时，土商“不免绕越湘省，致抽收未能十分畅旺”，估计年收入亦不过20万—30万两间，可见此项税章调整并未一步到位。
两湖合办土膏统捐的直接起因是为准备设立的湖南枪炮厂筹措经费。筹议这一计划时，正好张之洞奉命赴京师襄办要事，所以张氏并未参与具体的运作。（注：张氏进京原以为一个月即可竣事，但因参加议商学堂章程，之后受热而病，又因德商趸船事件滞留旬余，前后数月之久。见胡钧撰《张文襄公（之洞）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7号，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216页。）1904年1月，署鄂督端方与湘抚赵尔巽协商拟稿，由端方主稿上奏清廷，建议以两省合办土膏统捐的税收盈余办理湖南枪炮厂。此项建议应该是清末鸦片税厘整顿中最具“智慧”的变革，突破了原来各省以邻为壑的格局，是对张之洞制定“就土预征膏捐”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端折申具的理由大致有二：一是为准备成立的湖南枪炮厂筹集饷项，这是该折的主要理由；二是两省合办土膏统捐可防止土商偷漏和绕越，希冀税项畅旺，“不开源而源足，不病民而国裕”。（注：《统办膏捐充枪弹厂经费折》，《端忠敏公奏稿》，《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94号，第365-368页。）端折称之为“一举两得”，既供给枪炮厂经费，又使两省的土药税收更有保障。对于合办统捐的方法，奏稿说：“将膏捐一项由两省委员合办，凡原运湖南行销及由湖北过境运往湖南行销土药，一律均照鄂省章程征收膏捐。此项膏捐本系取之吸食之家，已有成法可循，决不至稍滋扰累”。此外，该折希望“所有征存土膏捐税之款，分别拨足鄂湘两省按年应征应解之数，其余悉数储为新厂常年经费”。奏上之后，练兵处在与政务处议覆时，对此项建议否决了一半：鄂厂继续扩充巩固，湘厂缓办，且湘省应该襄助鄂厂经营扩张；两省土膏统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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