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由京师返回湖北前后，得知此种结果，立即上奏，援引成案请求以两省合办的税收盈余用于湖北枪炮厂。折中针对练兵处和户部的要求，特意解释说：“此次统捐今年甫经试办，为数尚难预定，总之不能甚多，断不敷添机添厂之用，所差尚远”，“时势危迫，旦夕千变，其关系中国日逼日紧，应办各事，继日待旦犹恐不及，故添机造械之举万难犹豫延缓，以致坐误光阴”。（注：《请留膏捐余款添制军械折》，《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1639-1640页。）折上允准。这其中不乏玄妙之处，最关键的是两省合办统捐的预期收益。张之洞具折时为1904年9月底，奏稿中称税收为数无多，但在此前的5月初，他已经得知可能收入的大致数目。5月2日端方即告之：“系膏捐所收之款，除拨还两省旧有正杂各款及鄂省赔款捐外，其增收之数约一百万，作为南北两省公之款合办枪厂”，张之洞又询问另一知情者朱滋泽，也有相同的说法。（注：《致长沙赵抚台》，《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9139页。）张氏奏稿中的说法系为掩饰之词，以求此款留在湘、鄂。张折入奏之前，端方曾有附片上达清廷，极力强调湖北枪炮、钢药厂的经费困难，以及生产潜力与经费不足的矛盾，（注：《枪炮局厂情形片》，《端忠敏公奏稿》卷3，第368-370页。）实际上也是为捍卫土膏统捐利益所做的渲染，而张之洞的力争则起了关键作用。 

两湖合办土膏统捐始于1904年1月，其实际效益远远大于预期效益。就1905年6月宜昌土膏局总办孙廷林对税款收入所作的统计来看，自1904年1月至1905年1月，湘省各局的收入，扣除局用开支及湘省岁额24万两，“实在溢收银一百三十二万四千八百九十七两有奇”。（注：《致长沙端抚台》，《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9335-9336页。）这一数字已经超出端方等人预计的1/3。两湖统捐的分配协议规定，合办土膏统捐的收入两省平分，鄂省应得款项66万余两，这一数字相当于合办之前的3倍甚至更多。湖北省的赔款和枪炮厂经费大部分藉此挹注。合办统捐期间，鄂省督辕屡屡向湘省催款，（注：《致宜昌总局朱道台》、《致长沙陆抚台》、《致长沙端抚台》、《致长沙端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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