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财政税收仍以农业税和人头税为主。主要的税源是地丁、漕粮、洋税、厘金、常税、盐税六项。地丁、漕粮，按照清朝定制，不便更改。关税则被帝国主义控制，更改关税税率，须与外国妥商，故难变动。所以，清政府只能在厘金、盐课和常税中做文章。从“甲午战争清廷筹款情况表”中，可以看出清廷从税收上增加的款项基本上是来自盐税、厘金。盐课和厘金两项每年约收银1，000多万两，占清廷财政收入的15％左右（〔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科院出版社1985年版，（下）页78。）。说明清政府的财税活动空间十分有限。
第四，清廷缺乏近代的金融机构。筹集战费必须利用两个重要职能，一是财政职能；一是金融职能。日本自1873年设立银行以来，到1889年达218家；类似银行的各种会社达695家，共有资本3，189万元（〔日〕仲小路彰：《日清战争》，昭和十四年世界创造社版，（上）页58—59。）。有了这些金融机构，日本政府得以顺利地筹集到巨额的战费。1894年8月日本举借军事公债，金额以5，000万元为限，结果实际认购达7，694．9万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其中各银行应募资金达3，000多万元（〔日〕《日清战争实记》，东京博文馆1894—1895年版，第十二编，页113。），占近一半。甲午战争中日本募集的公债达11，680万元（〔日〕大藏大臣官房财政经济调查课编：战时财政经济参考资料第一辑，《日清日露两战役及世界大战に于け■我か战时财政》，页2—4；页3—4。），占军费支出的52％。然而清政府到甲午战争尚没有一家银行，不能利用近代金融机构把社会闲散的资金迅速有效地集中起来，以支持战争。盛宣怀曾说：“有人言：日本有西法银行，故兵饷万万，皆借本国民债，无俟外求。中国地大民富而无银行，以官力借民债，虽数百万亦吃力。亟应仿照招商局，速开招商银行”。（盛宜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
第五，清政府缺乏信用，也是筹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如甲午战争时盐斤加价，声称军务一停即行停止，实际上历次加价均未能停止（《清盐法志》。）。清政府举办息借商款，虽也声称要商民“情愿借给官用”，要地方官吏“示人以信”，并“严禁需索留难抑勒诸弊，有犯立予严惩”（《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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