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劝官报效，令商民捐输。这有五个名目。一为官吏报效；一为典当各商捐输；一为土药行店捐输；一为绅富捐输；一为捐纳举人。“官员报效本无定程”（《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一年八、十一月；十二月；五月；二十年八月。），属于临时性措施，数目也较难考清。现所知的有：前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报效3万两；贵州巡抚崧蕃报效1万两；吏部左侍郎崇光2万两；已革举人万航捐输军饷5万两（《清德宗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估计约在12万两上下。典当各商捐输方面规定“于额税以外，无论旧开新开，每座均捐银二百两，限于年内交清”（《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湾精华印书馆1972年版。）。这项全国共可收银约30万两（《光绪政要》，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45），卷23。）。土药行店捐输方面，规定“无论京城内外已办牙捐未办牙捐各省，均照此次酌定之数，令土药行店每家捐输银三百两，限于年内交清”（《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湾精华印书馆1972年版。）。光绪二年时土药行店的数目不详，估计要比当商少得多。故土药行店捐输的数额应比典当商人的捐输少，估计不会超过20万两。
绅富捐输方面，数额最多的是两淮盐商的捐输和江苏绅富的捐输。两淮盐商捐输数额达100万两：江宁、扬州等属食岸共摊银2万万两；淮北票贩共摊捐银20万两。但两淮盐商捐输缴款较迟。自光绪二十一年三月起，尽一年之内每三个月为一限，分四限缴清，故实际上没用作战费（《清盐法志》。）。江苏劝捐的范围很广，数额也最多。有本省的绅富；有外省行商于江南的绅富：有本省寄居他省的商人；有海外富商。共计江苏捐输达150余万两之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刘坤一遗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其他各地数目则比较少。计山东盐商捐输10万两（《李忠节公（鉴堂）奏议》，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95）。）。两浙盐商认捐30万串，折银近20万两〔26〕；两广提取商人捐银11余万两（《清盐法志》。）；吉林商人捐钱30万串，折银近20万两（《清德宗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湖北遵令劝捐，但数目不详（《清德宗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估计令绅富捐输一项，数额在350万两，实用于战费的有250万两上下。
至于捐纳举人，根本就没有实效。“甲午开捐举人，二万金一名，以百名为限”，但到光绪二十二年，应命纳捐者仅二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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