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清王朝把造船购炮看成一种不急之务，因而清政府一时有新项目支出，一定是把“海防”首先压缩、挪用。最严重的为人们所熟知是修三海和颐和园挪用海费事件。据统计“三海”工程共计挪用海军衙门经费437万两（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上海交大出版社，1991年。）。从1888年起，海军衙门经费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总额，大约在750万两。身为主持海军的李鸿章不但不力谏，反而屈从西太后之意，动员张之洞、曾国荃等各省督抚凑集“海军经费”260万，“移缓就急”，用于颐和园工程。1891年4月间，清政府户部一道命令，“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行停购两年，即将所省价银解饷。”（《光绪政要》卷十七，页12。）李鸿章虽也争辩一番，最后仍不得不遵照执行！“所有应购大宗船械，自宣照议暂停。”（《光绪政要》卷十七，页12。）这正是世界海军军备及技术发展的关键时刻。丁汝昌曾奏请订购快船快炮，均被李鸿章以经费困难为由搁置，终于丧失了改进海军军备的机会。

中日两国创办海军的时间和起点大体相同，而结局却极不一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经费的筹集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点又是与两国的决策者对创办海军的态度直接联系的。从1875年—1894年，清政府拨给北洋海军的海防费总数23，022，422两（转引姜鸣，〈北洋海军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从1887年挪用于颐和园之后，海军建设陷于停顿状态。光绪十一年到二十年清政府的国库总收入为835，727，032两，支出总额为775，865，896两，总余额为59，861，136两。以此平均计算，清政府每年支出为77，586，589．6两，在这期间，北洋海防的实际支出，最低的是光绪元年至六年，仅占清政府这些年度财政收入的0．85％；最高的是光绪十九、二十年，也仅占清政府该年度财政收入的1．88％，此外，1879年开始购买北洋海军的各类舰船，大约只有8000万两白银。这与清政府总收入对比，也只占极小比例。上述提及，清政府从光绪十一年到二十年每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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